江 海

　　“潮涌三江，夢回千年。”寧波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，在三江口建城1200周年的漫漫歷史長河中，那些不同朝代、不同時期的主政者，如四季輪回，不斷更替，“你方唱罷我登場”，在特定時間里，他們扮演著所應扮演的角色，承擔著所應承擔的職責。

　　這些歷史人物中，曾鞏是非常特殊的一位——他主政寧波的時間僅僅四個月。令人好奇的是，“知”明州百余天的曾鞏，到底干了些啥，為何能在寧波歷史上留下不錯的口碑？

　　曾鞏其人

　　曾鞏（1019年—1083年），字子固，建昌軍南豐(今江西省南豐縣)人，北宋文學家、史學家、政治家。他出身儒學世家，祖父曾致堯、父親曾易占皆為北宋名臣。曾鞏天資聰慧，記憶力超群，幼時飽讀詩書。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進士及第，任太平州司法參軍，以明習律令、量刑適當而聞名。熙寧二年（1069年），任《宋英宗實錄》檢討，不久外放越州（今紹興）通判。熙寧五年后，歷任齊州、襄州、洪州、福州、明州、亳州、滄州等知州。

　　元豐四年（1081年），曾鞏以史學才能被委任史官修撰，管勾編修院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。元豐五年（1082年），卒于江寧府（今江蘇南京），追謚為“文定”。曾鞏與曾肇、曾布、曾紆、曾纮、曾協(xié)、曾敦并稱“南豐七曾”。

　　曾鞏文學成就突出，其文“古雅、平正、沖和”，位列唐宋八大家，世稱“南豐先生”。歐陽修當年見到曾鞏之后，曾言：“過吾門者百千人，獨于得生為喜。”他還專門寫了《送曾鞏秀才序》，對“蓄道德能文章”的曾鞏不吝贊揚。王安石對曾鞏的評價是，“曾子文章眾無有，水之江漢星之斗”。蘇軾也有詩云，“曾子獨超軼，孤芳陋群妍”。

　　曾鞏在唐宋八大家中，又是比較“低調”的一位，知名度遠不及王安石、蘇軾等同一時代的政治人物。他一生整理古籍、編校史書，每校一書，必撰序文，借以“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”。《戰(zhàn)國策》《說苑》《列女傳》《李太白集》和《陳書》等，都曾經過他的�？�。《戰(zhàn)國策》和《說苑》兩書，多虧他訪求采錄，才免于散失。

　　曾鞏在書法方面也頗有成就，但流傳后世的極少。現(xiàn)存于世的《局事貼》，全文共124字，在2016年嘉德拍賣會上，以2.07億元價格成交，平均每個字價值167萬元。

　　與寧波的緣分

　　曾鞏“知”明州的時間，不同時期的記載有出入。比如，南宋《寶慶四明圖志》上的記載是元豐元年，而《乾道四明圖經》上記載的卻是熙寧年間。據(jù)曾鞏的文章自述，到明州任知州是在元豐二年（1079年）的正月廿五，五月三十即離任，到亳州當知州去了。在寧波履職時間，共四個月零五天。曾鞏自述的時間應該是比較可信的，有其上奏的《明州謝到任表》《明州到任謝兩府表》等可供佐證。

　　曾鞏“知”明州，多少有些“陰差陽錯”。有一種說法，當時北宋朝廷打算指派的并非曾鞏，而是與曾鞏同年中進士的蘇東坡。盡管蘇東坡已經做足了準備，打算來明州赴任，最終想來卻沒來成。對此，《蘇軾集》（卷七十九）中亦有涉及。曾鞏因老母親在京都，且年邁多病、身邊無人盡孝，接連給大宋皇帝上奏，言辭懇切，希望酌情給予照顧，轉任“京官”。

　　元豐元年十月，經過幾番努力，曾鞏在福州知州任上，終于接到詔書調他回京任職。他趁機轉道回了一趟老家，后到達洪州（今南昌）時，方得知自己被改任知明州。曾鞏的愿望又一次破滅，但朝廷之命不可違，他一路輾轉江寧府（今南京）等地，在年后才到達明州任上。

　　設身處地想象一下：在那乍暖還寒的季節(jié)里，曾鞏帶著他那些簡陋的行李和心愛的書籍，風雨兼程、千里迢迢趕來新的主政之地，心里一定是五味雜陳的�；蛟S是任職時間太短之故，包括寧波地方志等史料中，對曾鞏的“政績”記載并不是太多。提到的，也只是寥寥數(shù)筆，一帶而過。

　　到任后的作為

　　曾鞏“知”明州時，已過花甲之年，仕途方面似乎也不太“順當”，一些年輕的后輩才俊早已“青出于藍”，但他淡然視之，沒有因此自怨自艾，甘當“太平官”，而是“既來之，則安之”，甫一到任，便開始展現(xiàn)他的作為，建功立業(yè)。綜合相關研究史料，其“政績”主要有幾個方面。

　　其一，主持修繕城墻。北宋一朝，提倡以文治國，軍事實力相對薄弱，城防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。曾鞏到任時，明州的外城墻（羅城）已有180多年歷史，損壞嚴重。他奏請朝廷恩準后，組織民力對明州城進行了一次大修。城墻大修前，按照舊時風俗，曾鞏還專門寫了篇《明州修城祭土神文》。為減少人力財力支出，他采取了兩種辦法：一是利用舊磚石，組織人員廣泛搜集唐朝以前建筑物的舊磚石，用于筑城，節(jié)約了建筑材料開支；二是采取募民代役，“力出于役兵傭夫”，既減輕了百姓的徭役負擔，又節(jié)省了用工經費。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了明州城墻的修繕任務。

　　其二，改善對外貿易。作為海絲古港，明州是大宋最重要的海港城市之一，為促進海外貿易發(fā)揮了重要作用。當時，明州主要貿易國為日本和高麗。特別是熙寧七年之后，由于北路的山東登州和密州（今諸城和蓬萊）被侵入境內的遼國所阻，應高麗使臣要求，北宋政府把登陸地改在明州，經姚江北上至錢塘江，再出運河到汴京（今開封），這條線路即宋朝與高麗交往的南路，使得明州港商船云集，海運業(yè)務更為繁忙了，一些使節(jié)和“外商”頻頻登陸。曾鞏兼領市舶司（宋代管理海上對外貿易主要機構）一職，承擔著關稅收取和出口貿易的管理等重要職能（在今天的東門口一帶，專門設有負責具體管理的市舶所）。為改善“營商環(huán)境”，曾鞏一方面主持修繕城墻，提升城市對外窗口形象。同時，千方百計創(chuàng)造寬松的貿易環(huán)境，方便對外貿易往來。后來，遠離京城的明州，一躍成為宋王朝中央政府對外交往的重要窗口，這與曾鞏的努力也是分不開的。

　　其三，推動興修水利。北宋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“商農并重”的朝代之一，而“靠天吃飯”的農業(yè)，又極易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。故此，長期主政地方的曾鞏，對興修水利的重要性有著清醒的認識。早在任越州通判時，曾鞏就曾受明州地方官員的邀請，考察寧波西鄉(xiāng)的廣德湖，并寫下《廣德湖記》一文，文中提到“鄞之鄉(xiāng)十有四，其東七鄉(xiāng)之田，錢湖溉之；其西七鄉(xiāng)之田，水注之者，則此湖也。”這西鄉(xiāng)之湖就是廣德湖（在今天的橫街、古林、集士港到高橋一帶，北宋政和八年廢湖為田）。曾鞏深諳“人之存亡，政之廢舉，為民之幸不幸”之理，加上有了之前的“調查研究”，他在“知”明州任上，力主推動對廣德湖的治理和保護，組織湖域的疏浚，興修水利工程。他的這些舉動，對促進當時的農耕生產發(fā)揮了積極作用。

　　留給后人的啟示

　　曾鞏“知”明州僅四月有余，因其時間短暫，往往容易被忽略。但正所謂“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陽的光芒”，我們透過曾鞏千年之前匆匆而過的背影，能看到其人格的力量。尤其對后世為官從政者而言，不無啟示。

　　愛民護民是“本分”。史載，曾鞏勤于政事，愛民如子。長期任職地方，使他對民生疾苦有更深切的體會，對民眾有更深的感情。在越州通判任上，他察民情、防民苦，為民請命，奏請朝廷減免稅賦。在齊州（濟南），他打擊豪強，整治治安，肅清風氣。到了明州，馬上組織修繕城墻、興修水利，其中都體現(xiàn)了“以民為本”的思想。有道是，“當官不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賣紅薯。”一個有良知、有作為的官員，一定是把老百姓的生計和冷暖安危放在心上的。

　　善抓主要矛盾是“本事”。曾鞏是一個有眼光、善作為、敢擔當?shù)姆饨ü倮�，他認為“官無虛名,職無廢事”。在“知”明州期間辦的幾件事，可以說都是關系明州百姓安居樂業(yè)的大事。修繕城墻，是為了保境安民；興修水利，是為了讓老百姓衣食無憂；改善對外貿易，是為了強國富民。每一件事，都抓住了根本，抓到了點子上。沒有洞察時勢的眼界，沒有雷厲風行的作風，沒有善作善成的本領，是不可能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取得如此作為的。

　　清正廉潔是“本色”。政者，正也。“正人者”，必先“正”己。這方面，曾鞏有著嚴格的自我操守。比如，在與高麗的商貿往來中，收取外方使者和商人贈予的禮品，是當時地方官員的慣例，朝廷對此采取了默認和放任的態(tài)度。曾鞏到任后，敏銳地發(fā)現(xiàn)了這一問題的危害性。他不僅自己堅決不收禮，還立即向朝廷上奏《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》，申明接受饋贈之弊，義正詞嚴地要求糾正這一做法。這種“入鄉(xiāng)不隨俗”的覺悟和敢于向積弊開刀的勇氣，實乃從政者之楷模。